Klock先生喜欢纸。他曾对我說过，纸质的东西更有魅力，要有纸。他爱阅读，爱书籍，柔软的纸，翻动纸页的声音，喜欢与阅读有关的东西。在他生活的年代，他错过电脑的使用，更没有手机，也许是故意错过，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故意忽视所有与纸張无关的传媒，他是一个生活在过去式的人。他的知识、教养建立在他生活年代的基础上。我见过他每每撫摸纸張的样子，蒼白纤细的手指接触到纸的页口时的轻微颤抖，纸页也跟着一起喘息，抖动，迟迟翻不开下面的一页。Klock先生写在纸上的字，总会在每个字母的开头的地方重复二下，好象在试试钢笔里的墨水伤着纸面没有。我不知道Klock先生的职业是不是与纸张有关，他在Klöckner公司当会计师，所有的业务应该与纸张发生联系。可是他家并没有过多的藏书，旦凡有的书，一定用纸包上书皮。我和他有过几次共同阅读一本书的经历，我坐在他的对面，中间隔着一本打开的书，书上的字朝向我，他对着倒过来的字出声阅读，用来回划动的手指告诉我他读到了哪个地方。他用这个方法带我一起读过圣经，圣经是他熟悉的。我也带去过我自己挑选的书，他也是极熟练地读下来，象事先预习过似地，一口气读下来，没有停顿。

 

 

        听说早年他收藏过Düsseldorf艺术学院几位老师的纸上绘画，很快中断了，也许老师们的画价贵了，也许他不喜欢了。其实也正常，成名后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往往更让人失望。再后来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收藏过一批刻纸画，作品来自一位天才艺术家之手。我见过这批刻纸作品，大约三十多件，装在白色的专业装Zeichnung的柜子里，全是各种品质极好的硬版纸，细腻果断的刀工，立体化的图案造型和错位组合形成的光影，非常优秀。Klock先生收藏艺术作品仅限于作品完成于纸上，尺幅不大，也无从与人交流，收藏的作品也不向别人展示，用自己的方法编上号码，放在柜子抽屉里，按他的习惯，或者季节，或者心情，抽出来翻翻，透透气。

       按现代职业的化分，Klock先生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收藏家。他没有用来作收藏用的资金来源，也没有这方面的人脉。他并不願多与人交往，住在他妈妈为他留下来的房子里，为此他不用交纳每月的房租，恰恰节省下来的这点钱，让他与收藏沾上了边。他孤身一人，没有亲人，我猜他也没有几个朋友。但他热爱艺术，他生活在阅读中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 

 

        Klock先生偏爱参观小型展览。好在他活动的范围只在北莱茵州的鲁尔区这一带，也已经够大了，对他来说，遇见他喜欢的画，买得到又买得起，不是每年都能遇到。大约从1990年开始，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单幅的纸本绘画上，正是他的偏爱，才有了后来的故事：在一次意外的场合，遇见了我的作品。他能遇见我的水墨画，是我的幸运，是小水墨画的幸运，也是小展览的幸运。但不一定是Klock先生的幸运。有可能会是一个错误。任何一个爱好收藏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对的持久的收藏，然而没有人可以事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。Klock先生没有人可以与他商量，任何一个选择都不充许他犯错误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Klock先生是一个被未来社会淘汰的人，他可以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勉強当一个收藏家，二十一世纪里，没有这样的人。在他集中注意力收集我的纸上水墨画的十年，我也只是把水墨画当作我的副业，換点银两，缓过气再画有野心的大画。我这点小心思Klock先生能不知道吗，知道了又能改变它吗？他这么智慧的一个人，会把字倒起来唸反过来写的人，他没有问过我，如果他问，我一定会坦白。也就是那十年。十年结束，二十世纪也过完了，我们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，他也不再收藏我的画了。

 

 

       与Klock先生熟悉后不久，我換过一个工作室。为了一个更宽敞的作画空间，搬到德国Eifel山区的一个村庄小学，把学校当家一样住了下来。Klock先生依然未改以往来看望我的节奏，只是每来一次要多花更多时间在来的路上。从杜依斯堡开往科隆的火车每小时都有一班，经科隆再朝南开，进山开到Bitburg，列车会摔掉二节车厢，车次也会猛地减少，中途不转乘的车，每天只剩下一列。从杜依斯堡出发的Klock先生，往往会选择某一个周末的清早，乘上这列不中转的车。Bitburg老旧的车站，入口处有一个深绿色的信箱，外墙根立着一根低低的石柱，标记海拔235。我每次来接Klock先生时，都会注意到这块石柱和上面刻出的数字。柏林墙刚倒不久，美军基地猛地减员，Bitburg顿时冷清起来，大城市感受不到，小地方格外明显，空下许多乡村的房子，我住的地方，曾经住过一轮又一轮的美军飞行员，飞行员轮退的时候，带走一个又一个村里的姑娘。自然是恋爱结了婚，孩子还没有来得及生。这些听上去好像很遥远的事，确实发生在1993年，冷战刚刚结束，离我搬到Weidingen乡村旧学校打算永远住下去的时候，并不久远。

 

 

        Klock先生看我朝他跑来，总会先眯上一会儿眼，再睁开，說一句听上去与我们见面不相干的话。好像他在来的路上一直在与我说话，眼下见面了，轮到下一句该到哪儿是哪儿，不管我听不听得懂。接上他后，从车站开车到家，还有二十公里的山路。Klock先生不开车。他是我认识的德国朋友中无车的人，他也不好奇，不看路边的风景。从不问为什么要住这么偏远的地方。沿路要爬一个很高的坡，他也不知道我的右脚要深踩油门，要过几个180度的大坡，再路过一个很小很古老但很显灵的小教堂Kapelle，拐后一道急弯，就可以看见这所1937年盖在二个村子之间的小学，有两块从来没有按装过校门的石墩，两幢并列在一起的校舍，十几棵比校舍还老的菩提Linder，四周空旷，春夏秋冬有风，海拔410。看到这一切，Klock先生不响，安静地坐在车里。我习惯了他这样。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人只会看到自己知道的东西”。这话有点片面，也不无道理。Klock先生只願意看他知道的东西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不也是这样吗，画自己所看所想，而不是我知道它在哪儿的东西。

 

 

        Klock先生很惊讶在我住的地方有许多树木，而我仍要在院子里种更多的树。德文里的“树叶”与纸张的“纸页”是同一个词Blatt，他劝我把精力更多用在纸上，纸页而不是树叶。我告诉他，中文的“叶”和“页”虽然不是同一个字，却是同一个音，Klock先生大吃一惊，盯着我，好象发现了什么。对于我用大把的时间打理Weidingen的家，他显然露出不同的看法。但他从不与我争论，凡遇到有争议的事情，他都会先沉默一会儿，再找别的话题。他认为所有有争议的事情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，各自表达描述不同而已。尽管如此，在我最后几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仍旧事重提：“只要来一阵风，成片的树叶就会落地，可是滿地的落叶也代替不了你的Blatt”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Klock先生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他开始慢慢向我交付他的后事。他会把他住的这套居室捐给Duisburg市政府，照料过他的隔壁邻居可享有优先申请租住。他从小纸盒里取出二張发黄的照片，指着其中一个告诉我，照片上的这个青年人可能是他的父亲。Klock先生出生于1940年，德国还处在二战中。他们期盼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妈妈瞞着家里人怀上了孩子，青年人上了前线再也没有回来，婚礼并没有举行，也从未订过婚，Klock生下就是妈妈的私生子。我仔细看了Klock先生递给我的一块小纸片，上面写着：“昨天晚上是你吗，我好像听见了扣门的声音”—象是一个姑娘的字。另一块纸团上模糊认得：“二楼的灯光好像亮着……”，必是男青年的字样。Klock先生把妈妈和疑似爸爸在疑似1939年留下的这几片纸块，也捐给了市政府，“妈妈从此一直活在市政府的Stadtbuch里”。

 

 

        象惊异我是一个够格的Zeichner一样，Klock先生惊异我为什么非要当一个Maler。我给他看我画好的大幅油画，他不说不好，也不说好。我看他忍住不说，追问下去，他终于說，有你尊敬的老师在前面引路，我只是担心你会太辛苦。这不能算是回答。我也不太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，但又认为的确象他说的话(也只有他才说怕我吃苦之类的话,也毕竟是吃苦的活儿)。但Klock先生持续来我的画室，每次来都费尽周折，我也每次都没有让他空手而去。我坚持把水墨画下去，也是为了Klock，他的出现，他的坚持，延续了我在宣纸上玩这个游戏的乐趣，他开心地从一堆画纸里淘到一幅他喜欢的，象淘到一块玉石一样欣喜，他不认为这些水墨是画出来的，他总不会以为这些画本来就存在吧？他只是把它们寻了出来。每次他抱怨，这么遙远来一次，也就只是在桌面上看到二张三张。每次让他看到的多了，整个画室，遍地都是，“吓唬人哩，进了考場哩”。终于又发现了一張，挤在靠窗的角落，他把画取了过来，捧在手里，侧着头盯着我看，等着我的同意。我心软了下来，答应无论他要什么我都会给，并暗下决心，争取画更好的出来，全给他。

 

 

       其实我没有把精力放在Zeichnung上，一直是偶尔地业余地画一下。什么正业呢，无外乎大幅画。水墨画出来，也只是给Klock先生一个人看。他看了，确定好选出的画，无论大小，都贴在同一个尺寸的硬纸上，沿画的四周，用铅笔划上2HB的框，签上我的名字。当着Klock先生的面，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把它递给他。这幅画就这样安安静静交到Klock先生的手里，我递出去的手，轻轻地颤抖，他伸过来的手，也轻轻地颤抖，两人捧着的同一张抖得更励害的纸，发出纸張才有的脆脆的声响，很庄重，很有形式感。同一张纸，也许还在二十四小时之前，正被我飞速地从六尺宣裁下来，粗暴地捏成一团，又怕伤着，细心地把它剝开，触摸平整了，顺着纸面光影的转折或者冥想，即兴用墨色演成各种图案图式图形，转眼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 

 

       送Klock先生回火車站的路上，从410米的高，降到235米的低，一路下坡。只有一次，在即将俯冲下去的时候，Klock先生要在高坡上停一停，看看整个艾菲山脉的葱葱郁郁。他站了一小会儿，象回答谁的提问似地自言自语：“我也不知道拿它们干什么”。没有人知道拿这批水墨干什么-----如果他说的它们，他收藏的水墨。这批水墨画没有一点用处，小尺度紙本，连草图也算不上。它们只能静静地待在Klock先生的 Zeichnung 柜子里，把抽屉压弯。“拿它们干什么”，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，自言自语：也许是个错误。它们应该在别的地方，比如某个美术馆。Klock先生这样说时，他巳经收藏到77件，他打算继续收到100件，完成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。然后在每幅画上盖一个小图章。图章已经请人刻好，园形的，刻着ZEITSAMMELN，什么意思呢：时间收集。